作者: maximum (頹廢與振作) 看板: religion
標題: 信仰與革命（1）
時間: Mon May 12 12:30:35 1997


                ┌───────────┐
                │ 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 │
                └───────────┘

    註：本文是根據香港中國福音神學院老師梁壽華先生所寫的論文「基督教與
中國革命」所做的讀書摘要整理.對梁先生在學術工作上所作的努力.僅此致上最
誠摯的敬意.


導言
──

晚清為何需要革命？

    晚清時, 因為中國社會本身發展的停滯並呈現腐化，更由於外力的東侵, 產
生了政治, 社會, 文化, 經濟上的劇烈變動。外力不但指威脅國家民族尊嚴和生
存的外國的堅船利炮, 同時也是指西方的近代文明。晚清對現代化的接受雖有從
器物上的洋務運動到政治上的維新運動, 卻未觸及與儒家勢力相互支撐的帝王權
威.
    就是在在這主流現代化維新運動的邊緣, 出現了徹底否定儒家統治體系的現
代化改革──晚清的早期革命.
    晚清的早期革命最初不被主流改革派的維新團體勢力所認同接納, 但最終突
破了晚清政治的侷限, 破壞了帝王統治的合法性, 導致中國幾千年堅固的帝王統
治模式的崩潰。
    這種突破事實上是由於這些革命者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所造成的, 這
是一種自洋務運動以來最徹底的西化. 其革命比以前的改革更徹底, 是因為早期
革命者接受了和中國傳統儒家價值完全迥異的基督教.


註：本文出自心靈小憩WWW  fttp://life.fhl.net


作者: maximum (頹廢與振作) 看板: religion
標題: 信仰與革命（2）之一
時間: Mon May 12 12:37:04 1997


第一章:基督徒革命者的興起
────────────

    一位政治家曾說: 『當 1807  年馬禮遜進入中國時, 已種伏了革命的根苗.
』這句話並非過譽, 因為清末的革命的確是由基督徒發起的,
    革命以及隨之而陸續出現的革命風潮, 其中的參與者不全都是基督徒  , 不
過 1902-1903 年間之前, 反滿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動和領導. 1900 年在庚子
之前, 憂國之士仍報終君思想, 欲以和平手段改良政治和社會現狀;  在這時期,
中國基督徒已籌算和實行排滿, 推翻現有政權的革命了.
    基督徒雖然發動了這場革命, 但並不是教會內部有組織的行動, 而是基督徒
個人自覺性的抉擇. 同時在革命思想以至實現行動過程中, 基督徒並沒有隔絕非
基督徒, 兩者可以合作無間. 因為革命的基督徒的大前提不是要實現教會的使命
, 而是要實現民族的使命.
    中國基督徒發動和參與革命是傳教士所始料不及的, 但是他們接觸了基督教
, 一旦結合中國狀況以及地緣等因素, 又有些同時加上由教會教育或親身體會而
來的對西方基督教社會的認識, 就促使他們選擇以革命為救國的方案了.

新的群體: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出現

    1807  年, 馬禮遜來華後, 絕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教育程度都很低, 甚至是
文盲, 家境也很貧窮, 一般人也多不願意送子女進傳教士所辦的學校. 到了五十
年代末期, 外國差會大量注入資源, 天津､北京條約又准許傳教工作在內地的發
展, 致使學校栽培了不少受過西學薰染的基督徒知識份子和商人, 其中有些更信
了教. 十九世紀因移民､工作或留學到外國的華人也不少成為接受西方洗禮的基
督徒. 中國基督徒中就此出現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識份子, 對他們來說, 基督
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相關的.

價值的抉擇

    中國基督徒不一定反對傳統, 但往往視新接受的基督教價值比本國固有的傳
統更高, 而這價值是中國傳統和現實所無的. 其中最為當時基督徒革命者著重的
是人道主義  (humanitarianism), 這往往成為其中一些基督徒參與革命的動力.
在西方社會, 基督教對生命的尊重引發出西方人強烈的責任感以及主動進取的精
神. 中國基督教的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由這種對生命尊重的觀念所觸發. 這些基督
徒抱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精神,  見到祖國非人性､傷害人的政治, 就產生不滿,
同時也引起一種『拯救』的意念;

    革命就是要解決這種不滿的現狀, 實現拯救受苦的同胞. 他們知道這理想是
可行和有效的, 他們當中一些人所接觸到的西方社會就是一個可以證實的具體例
子. 他們相信, 基督教不但和他們個體生命有關, 也可以關係到整個民族的生命
. 這些基督徒個人接受了基督教, 當他們掌握或觀察到這種理想的優越性時, 比
對一下自己國家民族令人堪嘆的狀況, 就產生一種抱負, 要將這種理想實現在民
族生命中.

新思維的批判

    中國人信教後, 基督教的內容, 就自然成為他們習知的傳統所形成之現實的
一個參考架構, 這參考架構一形成, 就對這現實起了一種批判作用.
    批判思維的發生, 是因為基督徒接受了中國傳統以外, 並與這傳統格格不入
的一套信仰, 而這信仰要求皈依者將之視為一種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 換句話說
, 這信仰是個人的一種『終極的關懷』.
    對原先是傳統讀書人來說,  一旦皈依基督教, 原先的儒家價值就變得次要,
甚至變成新信仰批判的對象; 對沒有受太多傳統教育影響的基督徒, 他們的批判
就更沒什麼阻礙.  由基督教來的批判思維, 不止於純粹指出或揭露現實的問題,
也是對現實有所要求. 對國家社會來說, 基督徒這種要求是要它變革, 是照著基
督徒的理想 (包括信仰和文明 ) 的樣式來改變.

超越觀念的批判

    基督教在最早期即在使徒時代的教會,  就有上帝比世俗權柄更超越的觀念,
以後早期教父在政教問題上也認為地上政權是從上帝所賦予的, 所以要順服. 這
樣一來就把中國傳統神聖化的帝王觀念消解了. 既有了比君王更超越的上帝作為
效忠的對象, 對君王的『忠貞』就不是絕對的了, 推翻他也不構成一個道德倫常
的問題. 這是當時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王觀念.

    他們同時認為世界是由上帝所創造並交扥君王所管治, 君王就要對上帝負責
。早期革命絕少士大夫參與, 只有基督徒和受過新式教育的人以及秘密會黨, 才
肯從事被當時人視為大逆不道的反清革命, 主要原因也在於此.


作者: maximum (頹廢與振作) 看板: religion
標題: 信仰與革命（2）之二
時間: Mon May 12 12:38:05 1997


愛國主義而非文化主義

    作為一個中國人, 基督徒革命者所具有的民族愛國意識並沒有因信仰基督教
而有所沖淡,  反而因為有了一個新的理想, 而加強了他們對國家更積極的關注.
有學者指出,  中國近代士大夫的民族主義其實是文化主義多於真正的民族主義.
根據他們的定義, 文化主義是『視整個文明為重要的單元, 而不是較廣闊的文化
中較狹窄的國家政治單元』.
    這使晚清士大夫勉強地接受西化, 同時也甘心忍受異族君王的統治; 因為這
些統治者沒有征服他們的文化, 反而成為漢人文化的效忠者.

    晚清基督徒革命者在愛國一事上不是文化主義, 也不是純粹要實現基督教的
理想, 更不是以打倒傳統為職志;  他們所關注的是異族統治之腐敗庸弱 , 引致
民不聊生, 外患仍頻. 他們的關注是政治上而不是文化上的, 基督教理想只是作
為改良禍國殃民的現存政治的一個藥方而已.  孫中山也曾說: 『為吾人之宗旨,
無非欲得一良好政府而已.  』『革命之宗旨不專在 " 對滿 ", 其最終目的, 由
在廢除專制創造共和國. 』可以看出, 若當時當政的不是滿人而是漢人, 基督徒
革命者也會一樣去推翻它.

邊緣身份的抉擇

    中國人信教以後, 很容易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和社會的邊緣人物, 這種處境是
一個非基督教社會所加諸他們的.
    一些基督徒知識份子沒有具備躋身士林條件, 或取得社會認可的地位, 往往
是出於他們的選擇, 而並非不得已. 有些人還年輕時, 就認知到還有一條路, 這
認知使基督徒知識份子放棄經子業, 他們知道, 除了中國傳統學問之外, 世界還
有更優越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值得追求, 還有一些是因為反滿的種族情緒. 他們
從事革命, 並沒有打江山､建立自己功業權位的意圖, 而只是抱著一顆赤裸之愛
國心, 以及基督教賦予他們的理想.

    總之,  基督徒走上這條反清的路, 不是基於沒法循正途躋身社會上流階層,
而是基於基督教所賦予他們的一種理想, 以及被祖國的政治社會現實所觸發, 從
而走上這條反清的路. 這也是他們在革命事業中肯捨棄個人利益, 肯犧牲生命也
在所不計的原因. 他們是從舊社會傳統出來的人物, 但他們本身卻服從他們所預
見的新秩序, 而同時也抱著這個理想去從事革命.


註：本文出自心靈小憩WWW  fttp://life.fhl.net

作者: maximum (頹廢與振作) 看板: religion
標題: 信仰與革命（3）
時間: Mon May 12 12:39:19 1997


第三章   孫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孫中山在歷史上被史學家稱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已顯示
他是中國革命史的始創者, 特別提到中國第一個帶有民主性質的晚清革命, 也不
能不以孫中山為整個革命歷程的主導者. 不過, 事實上, 最早談論革命的不只是
孫中山一人, 且興中會第一任最高領導人並不是孫中山. 但這也不能否定孫中山
在晚清革命先行者和主導者的地位. 在早期的同志中, 孫中山的領袖形象漸漸成
型, 在興中會實際行動中孫中山作為最高的領導者的角色便突顯出來了. 孫中山
由始至終的確是興中會的最高領導核心的所在.

改良或革命抉擇的因素

    他出生自香山, 後來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 這三個地方對孫中山革
命家的成型有莫大關係. 家鄉香山在孫中山的生活經驗中, 是一個落後､黑暗､
腐敗的中國政治社會的縮影, 負面的景象對他有很大的衝擊; 在檀香山和香港等
地, 他吸取到西方文明的養分, 形成了他另一種理想抉擇, 這種新理想剛好可以
回應家鄉狀況給他帶來的衝擊。
    和康､梁不同的是, 康､梁接受西方文明不包括宗教, 而他所觀察到的西方
文明是包括了基督教, 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能分割的部分, 同時也是他所接受的
理想價值的根本. 正因為它對西方文明這樣的理解, 他就曾說出康有為､梁啟超
絕對不會說的話:

    [ 我們最大希望是, 把聖經和基督教教育 (正如我們在美國所認知的  ) 作
為一種傳遞手段, 向我們的同胞轉送通過正義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家鄉的成長及不滿的產生

    孫中山少年時代離太平天國滅亡不遠, 他接觸到  " 太平天國中殘敗的老英
雄 ", 並聽他們講述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的英雄事蹟, 引起與滿清朝廷為敵的意
識, 並也或多或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事情. 在赴檀香山前, 克爾教士是他開始認
識西方文化的啟蒙老師, 同時也可以說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觸的開端. 基督教帶來
給他唯一的影響可能是翠亨村以外某教會的地圖, 同學的描述給他很多對另一個
世界的聯想, 有要了解外在世界的慾望.

    家鄉的環境除了給他一個穩定簡樸的農村生活外, 其他觸目所見的都令他產
生很多疑問和不滿. 如官府不但為保護村民使免遭河賊的劫掠, 有時甚至屈枉良
民, 造成冤案. 此外, 週遭的生活環境迷信意識很濃. 幼時在村中受的教育所認
知的學問也不能使他滿意, 因為他感覺到這些學問所主張的道德教訓不能改變家
鄉種種不良的現實. 那時他已有要突破這悶局的衝動.

檀香山經驗及新理想的形成

    孫中山真正接觸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在往檀香山讀書的時候. 十二歲時, 他
離鄉遠赴檀香山, 『始見輪舟之奇, 滄海之闊』是他後來憶述這次出洋經驗的話
. 他在檀香山一段短時間後舊察覺這裡和家鄉的不同, 這裡沒有河賊, 也沒有貪
官污吏, 但有法律, 人人都遵守法律, 受法律保護. 經由觀察使他感受到秩序守
法的可貴, 很快的他知道這些都和美國基督教有關.

    孫中山到檀香山時, 偶像迷信仍然仍留存未盡去, 所以他就清楚見到基督教
文明和偶像文明的優劣, 也見到基督教如何幫助夏威夷人脫離迷信, 迷信的脫離
隨之而來的就是進步.
    他進入意奧蘭尼學校就讀, 西方學術訓練雖是基礎的, 已給他大開眼界, 見
到在《三字經》､《千字文》以外完全不同的新領域. 在學校裡宗教教育的薰陶
下, 孫中山願意成為基督徒. 基督教對他來說, 不但是一種社會改革的宗教, 同
時也是個人生命的宗教.  他終其一生都信仰著基督教這種在個人生命中的價值,
也就是因為這種對個人的價值, 其長兄阻止了他洗禮的念頭, 後來甚至使他輟學
返鄉.

    孫中山在檀香山五年時光, 大部分時間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 親身攻讀集體
會歐洲和美國的科學､民主, 以及宗教等知識和思想; 特別從所接觸的傳教士和
基督徒身上, 覺察到他們基督教信仰原來是可以實踐的信仰, 他也可以比較以往
在家鄉經書讀到的道德學問在實踐上的無能; 二者的優劣可見. 此時雖仍未形成
革命思想, 可是他在檀香山所經驗到的, 已成為他要求中國轉變的理想典範.

在家鄉的衝突

    剛回鄉, 他所具有的檀香山理想就立刻和中國的現實產生了衝突, 事緣是清
海關官吏上船檢查時的蠻橫和要求給予賄賂.

    回家後, 他可以繼續公開地作基督徒. 他發現家鄉情況依舊, 種種弊端未有
改善. 抱有新理想的他, 就常常找機會宣傳改革, 揭露政治的弊端, 但鄉民都以
他為怪. 在鄉民中, 他找到了陸皓東 -- 唯一有興趣和他談改革的人, 後來也成
了基督徒. 孫中山感受到: 『使我們受苦的主要禍根是愚昧』, 『偶像崇拜乃是
愚昧真正之源』. 家鄉的偶像迷信成為它的眼中釘, 必須除之而後快, 這是他和
陸皓東家鄉改革的根本部分. 先是指責廟宇中的偶像, 勸告鄉人離棄迷信, 最後
見迷信情況沒有改變, 終於忍不住, 就付諸行動, 破壞廟中的偶像. 他們的舉動
, 不是反宗教, 而是反『偶像』, 他們是本著基督教的優越採取這行動. 此舉觸
怒了鄉人, 認為是叛逆行為, 不被容於家鄉, 他們的家人便打發他們離開翠亨村
.

作傳道人還是去革命？

    這次的家鄉改革完全失敗, 連自己也被逐. 這是一個新理想和就傳統衝突的
結果, 孫中山視這次鄉人的反對, 是因為他們不認識耶穌基督為此而生而死的『
理性的生命』. 這可能是他後來一度考慮作傳道人的一個原因. 他對中國的改革
是仍未死心的, 這個時候, 他已具備了基督徒革命者所要具備的條件; 一個從基
督教而來的新理想, 對舊社會的不滿, 以及以這個新理想去改造舊社會的衝動.


                                           maximum筆記


註：其餘筆記，有豐富的關於興中會與革命等的資料，因文長，怕讀者覺得枯
        燥，不再轉錄，請您直接進心靈小憩WWW站 http://life.fhl.net索閱
        我們將直接摘錄「結論」部份

作者: maximum (頹廢與振作) 看板: religion
標題: 信仰與革命（4）：結論
時間: Mon May 12 22:50:16 1997


代網友 diane post....

結論
──

一、晚清的革命契機：

    中國在整個十九世紀原不具備革命的條件，現實的條件只能發生叛亂及改良
性質的改革而已，然而，因著基督教這個因素，使愛國基督徒抱著基督教賦予他
們的理想和勇氣，與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相碰撞，產生了革命，並突破中國幾千
年傳統帝王政治的格局，進行最徹底的政治改革。而這些信奉基督教的愛國主義
者，就成為中國革命史的肇始人。且這樣的革命，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現象!

二、邊緣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動早期，所參與的人物並不全然是基督徒，還包括小商人、工人、
受過西法訓練的軍官、新式知識分子、華僑、會黨等，這些人和基督徒一樣，在
意識上都是沒有太多受傳統中國的羈絆，也都屬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而在基
督徒革命者的開導和鼓勵下，革命意識開始凝聚和結集。
    革命行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識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當時的一些
人指為大逆不道。興中會以及以興中會基督徒為主要份子的大明順天國，就在此
孤獨、不利的情勢下發動了革命，突破了中國數千年朝代遞嬗的規律，以及當時
政治社會改革的侷限。從興中會到庚子後兩三年的大明順天國的革命，革命起義
都全由基督徒發起和領導，每一次都得到教會和教會人士的支援，事敗後都有傳
教士出面營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難。大明順天國之後，革命浪潮
風起雲湧，革命事業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獨佔，這樣一來，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
國人鄙視和排拒。而兩湖基督徒在日知會的活動，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甚至成為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力量的來源。
    基於這段早期革命歷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國民主革命事業
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三:民族責任感的催化劑--基督精神

    由歷史證明，成為基督徒並不會失去中國人身分的意識和對祖國的責任感，
反而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更進一步的加強了他們對民族的責任感。基督徒信教後
不但仍保持愛國的民族本位主義，又因信仰基督的緣故，在思想上加上了新的價
值觀和理想，使得他們在面對中國現實處境時，形成了批判思維，特別是信仰中
的上帝比一切超越的觀念，使他們比一般國人更清晰的發現君主的非絕對性和平
凡性。

    對基督徒革命者來說，基督教的價值和理想是拯救祖國的良藥，同時也抱著
將基督教理想和價值在中國實現的願望，希望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人民得以
脫離黑暗和愚昧，從而過著幸福的日子。

    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觀念，也強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對祖國危機時所揭發的救
國衝動，福音的拯救觀念把他們推向實踐，因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個觀念，亦
兼具有催促觀念持有者去行動的動力。對他們而言，這種行動一如耶穌救人，是
本於無私博愛和犧牲精神的，這種精神成為他們革命道德和勇氣的支柱。且對基
督徒革命者來說，在革命中暴力是實現無私的愛的拯救的必要手段，愛和暴力兩
者並不衝突。

    基督徒革命者雖出自教會，但革命本身並不是教會運動，而是教會中信徒的
救國運動，早期革命者在社會上僅能得到教會人士的幫助和掩護，而教會也確實
是基督徒革命者可以得到支援地方。其中一些基督徒在革命中傳道，又在傳道中
革命，他們總念念不忘福音會帶給同胞的好處。

    總而言之，無論是否受到國人的疏離或排拒，這群基督徒永不放棄對國家民
族的關懷和責任，甚至將鄙視他們的士大夫當作是拯救的對象。而這種一廂情願
的去拯救祖國的革命，是基督徒革命者自願的抉擇，畢竟他們的革命事業是內在
價值決定外在的發動，內在基督教價值造成了革命救國的衝動!

                                           diane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