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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題: [中時開卷]書評：東方主義(李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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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主義

  愛德華•薩依德著，王志弘等譯，立緒文化公司，文化評論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

  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初刊於一九七八年，二十
年後台灣終於出版了中譯本。此譯本由六位譯者合作完成，並勞動三位學者分章校閱，
工程相當浩大。這是繼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
tual，中文版由麥田出版）後另一部薩依德著作的中譯，可以想見，薩依德的其他重要
著作，如《肇始：意圖與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世界、文本
與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
re and Imperialism）、《報導伊斯蘭》（Covering Islam），乃至其剛出版的回憶錄
《人地不宜》（Out of Place: A Memoir），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陸續會有中譯本。

  《東方主義》是一部開創新局的書，也是一部難以歸類的書。後殖民論述的系譜學雖
非始於薩依德，但後殖民論述過去二十年間發展成為學院中影響深遠的重要理論，《東
方主義》居功甚偉。後殖民理論的扛鼎人物如峇峇（Homi K.Bhabha）、史碧娃克（Gay
atri Chakravorty Spivak)等固然對此書推崇備至，認為是後殖民論述的開山之作，即
使對薩依德頗有微詞的批評家如阿默德（Aijaz Ahmad)者，也不能不承認此書的重要性
。《東方主義》中譯本卷首有蔡源林所撰〈薩依德與《東方主義》〉一文，對此書之要
旨及其重要性已多有闡發，這裡不再重複。

　《東方主義》的主要內容，一言以蔽之，是在以東方學為例，反覆闡述西方學術與帝
國主義欲迎還拒的隱晦關係。東方學原為學院中單純的學術研究，薩依德抽絲剝繭，透
過細膩獨到的文本分析，指陳東方學如何在其方法學與理論假設上與帝國主義合謀共計
，最後為帝國主義者所挪用，甚至淪為殖民論述，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東方主義》
一書提供一個實例，說明學術及其建制與外在世界可能的政治性關係。薩依德在其《世
界、文本與批評家》一書中曾經對此觀點一再申述，無非在說明學術及其建制的俗世性
(worldliness），一反一般視學術為純粹知識的說法。

  這是薩依德受益於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地方。《東方主義》所論明顯指向權力
與知識的關係。吾友摩爾基爾柏（Bart Moore-Gilbert）認為《東方主義》至少在兩方
面受到傅柯的影響：一為有關權力的思構及其運作。傅柯視權力為非具人格（imperson
al）之力量，以不同的管道在不同的場域運作，並透過所謂畜牧（pastoral）機制對主
體進行控管，最後使之淪為社會系統中權力的客體。東方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畜牧機制，
進而將東方馴服，使之成為學術或藝術的客體，所憑藉的正是類似的權力運作。與此相
關的則是傅柯的論述觀念。在薩依德看來，所謂「東方」其實是東方學藉由論述所生產
的，潛藏於東方學知識權力中的訓誡機制，早已將「真正的」東方由「論述的」東方所
取代。

  摩爾基爾柏所論大致不錯，但《東方主義》的一大貢獻應在有關再現( representati
on）機制的論證上，這一點又與上述傅柯的權力理論密不可分。嚴格言之，《東方主義
》是一部有關再現的書，薩依德書中念茲在茲的不外是：西方如何再現東方？此再現的
後果為何？從這個觀點來看，《東方主義》又是一部解放的書，要將東方自西方學術傳
統中的東方學解放出來。薩依德所論不在再現的是非真偽，而在此再現如何與社會中的
支配性意識形態眉來眼去，隔岸唱和，最後為帝國強權所徵用，為帝國的擴張與剝削提
供正當性與合法性。

  《東方主義》中譯本卷首除蔡源林的導讀〈薩依德與《東方主義》）外，另有傅大為
的翻譯校訂序〈翻譯在東方〉。傅大為非難台灣有關翻譯書的書評「幾乎從不談這些翻
譯書的翻譯」。此言甚是，不過，對不諳原文而無緣讀到原作書評的中文讀者而言，對
原作的評介恐怕還是有些意義的。這篇書評因受篇幅所限，無法字斟句酌比對原作與中
譯本的是非得失，何況我對這樣的翻譯批評一向不感興趣；但是像這麼一本厚達五百餘
頁的譯文，又是多人合作的譯本，其困難可以想像，難以求全也在預料之中。在結束本
文之前，我試以中譯本後記若干用詞的中譯為例，說明中譯本仍可改進之處。一、Borg
esian譯為「伯吉森」（頁四九五)顯然大可斟酌。此詞乃演繹自阿根廷著名作家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形容如波赫士作品所帶來之效應，不應譯為「伯吉森」。二、
intifada一詞譯為「印特法達之役」（頁五○一）亦令人費解。譯者在譯註中說明，此
為巴勒斯坦人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起為「抗議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所發動
之反抗」，此說明大致符合事實，因此intifada並非什麼特定的「印特法達之役」，而
是巴勒斯坦人就地抗暴的形式或運動，我們在電視螢幕上看到巴勒斯坦人隨手抓起棍棒
、石頭反擊以色列士兵的行為即屬此intifada的抗暴形式。三、New YorkTimes Magazi
ne譯為《紐約時代雜誌》（頁五二一）似乎也有些不妥。一般的譯法是：《紐約時報雜
誌》。四、historiography譯為「歷史地理學」（頁五二五）不知所本為何？其實hist
oriography大致即是我們一般人所了解的史學。此外，馬克思的名言：「They can not
represent themselves;they must be represented.」後記譯為：「他們不能再現自己
；他們只能被再現」（頁五○二），可是書前引文的譯法則是：「他們不能代表自己；
必須經過再現詮釋。」這樣前言不對後語的翻譯無論如何終究欠妥。

  上述詰難幸勿視為吹求，這些問題其實傅大為或另一位校訂者廖炳惠都可以輕易解決
，這也說明了集體合作中協調整合的重要性，至少虛心問教是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的
，翻譯像《東方主義》這樣一部體大思精的巨著更是如此。